另一方面，须补强行政检察创新发展之短板。
在国法中，这两种方案都有先例。 (50)马怀德：《行政基本法典模式、内容与框架》，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
其次，适度法典化主张对法典之外的单行法也应尽量进行体系化整合，而非保持分散立法现状。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6页。智力支撑是指党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水平逐渐提高，此点不再展开。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编著：《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相关规定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页。③王伟国等提出适时开展党内法规编纂工作。
只有民主或只有集中都不能达到统一团结。由此可见，建党百年大会上郑重宣告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其深刻内涵就不仅指在党的建设领域实现了有规可依，而且指在该领域完成了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之目标。《问责条例》第8条在诫勉之前写的是：通报。
学界多年来一直呼吁的行政程序法，江必新提议的行政法通则，(53)都属适度法典化的思路。 ⑦肖金明：《推进新时代党内法规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20日，第4版。法典内容越具体，法典体量越大。 第二，更好保障依法治国。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党内治理的重要目标是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3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在2021年12月第二次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上被集中概括为十个坚持。
(15)截至2022年6月，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718部。提出回应型法治类型的西方学者也坦陈，通往回应型的道路必定是充满危险的，这些危险在于为了追求合目的性而挑战具体规则的权威、扩大裁量权的范围。笔者认为，一方面，既然有些党规是可以不向全社会公布的——无须党外群众乃至基层党员知晓并不影响其执行，那么也就可以有不向全社会公布的党规法典，毕竟法典化主要是为了便于找法(57)而非普法，故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法典化，而在于是否应当公布。由此可见，建党百年大会上郑重宣告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其深刻内涵就不仅指在党的建设领域实现了有规可依，而且指在该领域完成了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之目标。
统一不只是集中，而是民主的集中。马怀德教授指出：法典内容越抽象，法典体量越小。作为整个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规与国法必须相辅相成。 (53)参见江必新、曹梦娇：《行政法的体系化建构》，载《民主与法制》2021年第47期。
在自治型法治中，规范的制定与适用截然分离，立法机关和法学家群体主导着规范的制定权，法官只做解释和适用工作，这种法治类型适用于人们可以较为容易地就外部效应、识别行为人、确定利益、表达偏好、分配责任等达成共识的治理领域，例如犯罪治理，需以体系型法典来调控。难度较大的，实行分步走，先确定法典构成的关节性法规(总则，或者分则中的重要部分)，将其作为第一步抓紧完成。
在有关研究者的交流中，也存在不赞成党内法规法典化的鲜明观点。 (13)何勤华：《法典化的早期史》，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6期。
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的基本途径就是严肃党规党纪，这些规矩和纪律不能是来源多元的，只能出自体现党的统一意志的党内法规，并首先是中央党内法规。这些重要指示精神也适用于党内法规。权威机构在解读该条文时明确指出对党内法规进行编纂，是借鉴了法典化思维。一是使用条例，孟涛即持这一观点。 (20)参见刘春田、许炜：《法国民法典制定的历史背景》，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12)封丽霞：《法典编纂论—— 一个比较法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其一，从法理来看，党内法规具有权威性、抽象性、普遍性、反复适用性等规范特质。以进化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成文法就是对习惯法的法典化，(49)大块头又是对小快灵的法典化，最后可能走向几部大块头的再集成。
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坚持依规治党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对此的集中性论证，参见王伟国：《党内法规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新范畴论纲》，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所以，编纂党的组织机构法典，可从起草总则开始。(42) 那么，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适用哪种模式呢？且不论我国悠久的成文法传统文化基因，关键是就党内治理而言，并无所谓多元价值难以统一和融贯的语境。
党内治理必须警惕打着实质法治的幌子掩盖执纪问责宽松软，至于党规实施中讨价还价、争论不休等现象，更是需要通过高质量的依规治党予以清除。且需注意的是，有16部条例初次修改都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其中3部条例在新时代已历经两次修改。参见任海涛：《论教育法法典化的实践需求与实现路径》，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11期。不必认为编纂法典之后还存在单行法、修正案便是法典化的失败。
着眼现阶段，对于党内法规法典化的可行性问题，应审慎地分析判断。建议中央就此议题研究制定专门工作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发挥规划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其实，党规虽非国法，但也是一种特殊的法，正如法规条例等词非为国法专用，法典一词也并非只能用于国法。其中，目前只经历1次修改的14部条例变动的平均间隔时长为13.8年，经历2次修改的5部条例变动的平均间隔时长为8.6年，总体计算，这19部条例变动的平均间隔时长为12.4年。
(一)客观层面的可行性 如前所述，《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已提到编纂工作。 (26)刘红凛：《百年党内法规建设：发展图景与基本启示》，载《人民论坛》2021年第12期(下)。
(30)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就是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39)但这实际上只是党内法规为提升其作为一种法治规范的品质而采纳的成文法立法技术，还不等于法典立法技术，恐怕不可简单将其作为党规法典编纂经验已足的论据。汇编型法典则不承担体系整合的任务，对于已有法典的部门法采取袖珍法典+特别法模式，对于准备法典化的部门法采取一般规范+特殊规范模式(其一般规范不同于体系型法典的总则，特殊规范是指原有法律文本继续保留)，所用概念的抽象程度更低。④吕品提出前瞻性地探索在某些部分领域规划较高层次的党内法规法典编纂工作。
权威机构在作解读时专门指出：当然，对党内法规进行法典化，需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主要是该领域党内关系比较稳定、党内法规制度已经成熟。⑤薛刚凌较早从法典化的角度提出党的组织法体系化构想。
(21)十九届三中全会推动党政机构合设改革，使得一些党内法规成了行政法的法源。这一经典论述被党的十五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颁行三十周年讲话、庆祝全国人大成立六十周年大会讲话等反复引用。
(46)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明确为百年奋斗积累的十大历史经验之一，强调这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要求通过勇于自我革命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法典化要求将管党治党各个重要领域乃至重要环节的基本原则和基础规范提取出来，起到纲举目张、推导具体规则源头的作用，这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党内法规的理性权威宣示，增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共识。
